因此，应责胜任的法治政府同时必定是一个透明政府。

加强司法统计职能，加强组织机构建设，下大力气培养人民法院集法律、统计与调研于一体的复合型、高精尖专门人才队伍。【作者简介】 胡云腾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。

重视司法统计的基础建设 当前，司法统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，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，信息化基础落后、发展不平衡，信息孤岛严重等，这与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任务的要求差距很大。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花了很大力气开发的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，正确运用，可以从整体上客观评估审判质量，发现问题，改进工作，促进公正。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事物的数量方面，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、主要的百分比，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，一切都是胸中无‘数，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。例如有个别地方，由于经费、考核、评先等方面的原因，对征地拆迁、物业纠纷、劳动争议、知识产权等案件进行拆分，导致法院受理案件量和人均结案量大幅提升。就是说，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，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。

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规定了许多重大司法改革，这些改革任务的落实无不需要用统计数据说话。从国外看，上世纪末举世闻名的英国民事司法改革，根据英国当局提出的改革要让民众接近正义，实现所有人的正义的目标，改革者做了大量功课。幕府时代，日本刑法既有中国明清律的普通制度，又有大名藩主的地方限制。

19世纪的法律史学家的一般描述是，人类早期的法律，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。意在回复到传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萌动，而伊斯兰法的传统复归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。伊朗和苏丹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对盗窃者的断手刑，利比亚、伊朗、巴基斯坦和苏丹恢复了对未婚通奸及诬陷通奸的鞭刑、已婚通奸者的乱石刑。其中，哪些来自西方的希腊城邦、罗马城、波伦亚，以及法兰西和德意志？哪些来自东方的巴比伦、古埃及、闪米特和耶路撒冷？这是历史的悬案。

但在实践上，日本的保守势力依然存在。东西方法律的移植或继受，与其说是机械的嫁接，还不如说是双方的融合。

孝德天皇的法律是隋唐式的，幕府时代的法律则是大明式的。按照此逻辑，东方社会一直保持着古代法律团体本位的传统，而西方社会则不断更新，由一个基于家族身份的法律过渡到了基于个人自由的法律。前者称为法治的模式，后者称为法治国的模式。但是，立法精神仍为儒家的道德主义：仆对藩主须尽忠忱，子对父母须尽孝道，妻对丈夫须绝对服从。

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，和平宪法草案试图以美国宪法的精神来改造德国模式的明治宪法。美国911事件之后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，西方人称伊斯兰为恐怖主义，伊斯兰则自称为了信仰的自由战士。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。在历史上的某个点上，静态的东方社会法律发展停滞了，而动态的西方社会法律则不断发展。

被传唤到法院也都是一件羞耻的事，日本人不喜欢法律。在刑法方面，1858年奥斯曼帝国刑法典照搬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，1926年土耳其刑法典和1937年埃及刑法典则模仿了意大利的刑法典。

中国法史学者则称，日本1880年采用法国《旧刑法》，为日本脱离中国法系转入大陆法系之起始。但是，19世纪后半叶以降西胜东败格局形成，东方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

奥斯曼帝国的《御园敕令》，宣布了西方式的法律原则：保障臣民的生命、荣誉和财产安全，所有人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。西方人指责伊斯兰教义中圣战（Jihad）的暴力主义和报复主义，而伊斯兰人则称西方人误解Jihad，它并非圣战，而是精神和非暴力的坚定信仰和牺牲，是穆斯林的自我完善、节制欲望、战胜无知和努力拼搏。现代东方人对西方法治的心结，其实不过是西方法治形式与东方传统实质之间的冲突与焦虑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，东方法律与西方法律并无实质性的差异。受挫的东方人会反思自己的法律，提出疑问：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的法律来自救？东方人的西方法治的心结由此产生，这种心结普遍地存在于东方各国，典型地，日本、中国和伊朗。在公共事务上，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，一切权利属于安拉，《古兰经》是法律的最高渊源。

历史学家则说，新宪法带有乌托邦的味道，因为如果此宪法能够实现，日本就是比美国还要先进的民主国家了。多妻制和离婚方面，1917年奥斯曼帝国家庭法规定：如果妻子在婚约中约定丈夫婚后不能娶第二个妻子，那么若丈夫再娶，第一个妻子有权请求离婚。

悲观的学者们则称，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还是乐于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，比如调节、调停与和解，基于条文的诉讼仍然只是社会控制或争端解决的相对较小的一部分。武力之后便是殖民，殖民也需要秩序，维护秩序的方法之一便是法律。

由此，东方传统法律与西方传统法律的优劣争议，甚嚣尘上，延续至今。法律的博弈最后转化为赤裸裸的战争。

20世纪的学者则进一步细化，称西方社会的法律也非单一的固定模式。美国的治外法权惊醒了日本人。要了结此心结，我们就需要确信，所谓东方法律的现代化，只不过是将西方要素纳进东方的法律世界。和平主义是反对日本的武士道军国主义，放弃战争。

从民族本性上看，日本是一个敌视法律的社会，法律需要尽量避而远之，它不但不受欢迎甚至是可恶的。1871年，天皇废除了整个封建制度，首相伊藤博文出访欧洲各国，希望找到合适于日本的西方宪政模式。

大名和武士依然控制着政治，只是名称改成了元老或议员。伊斯兰复兴主义者认为，西方法律只代表西方的经验，而伊斯兰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和价值观，与西方国家有质的差别。

伊朗霍梅尼政府在1979年宪法中规定，立法不得与官方宗教原则和命令相抵触，一切与伊斯兰原则抵触的法律都无效。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影响，东方与西方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上的概念。

1908年的宪法又废除了奴隶制。伊斯兰复兴与法律传统的回归 伊斯兰人在人类历史上也留下过深深的印记。穗积陈重的总结是：日本法律属于中国法族者盖一千六百年矣。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说，法治的实质还是整体的人应当服从法律，是法律对人们的支配，人们应当服从法律，法治的最重要目的不是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人们服从法律。

法律作为一种人造之物，具有文化的属性，这样便有东方社会的法律与西方社会的法律。穗积陈重的评论是：此两部法律典者皆代表日本法律史之过渡时代者也。

1945年，美国占领了日本。在非洲的伊斯兰国家，通奸、诬告通奸、酗酒要受鞭刑。

当东方与西方相互渗透融合，此方利用武力掠夺彼方的时候，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就显现出来。法律全盘西化搅乱了伊斯兰原有的社会秩序。